内需和外需都是一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，二者相辅相成、并行不悖。

也就是民主自身携带的多数暴政的病毒。这种税痛的剧烈程度不如专制型税制。

无疑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效率越高，意味着纳税人涉税需求实现的越充分，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越公平，税痛越小。不仅面临政治改革滞后带来的根本性税痛，而且面临着税负高低、不公带来的现实税痛，以及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比例不合理带来的税痛，还有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税款使用效率不高、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税痛。而且，由于都是经过自己直接或间接同意了的税痛，是其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必要的税痛，因此，纳税人的忍受度也会比较大。自然，在这种税制下，税款的使用效率也会很高，有助于增进每个纳税人的福利总量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在民主宪政制度下的税制，每个纳税人不仅是纳税人，同时也是征税人，国家征多少税，向谁征税，在哪个环节征税，如何用税等等重大涉税事项，都由全体纳税人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决定。

对处于寡头制下的社会，同样面临上述消减税痛的主要任务，但根本出路同样在于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，逐步建立和完善民主宪政制度，扩大税权的民意基础，优化税制的制度基础。因此，一切税改，无不是为了消减这四种税痛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记者：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，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，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？迟福林：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，在竞争性环节放开，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，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。

那么，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？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，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？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。如果10年达不到40%以上的比例，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。第三，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为重点的制度安排。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，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，为什么变不了？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，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，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。

凭垄断得高收入，这种状态对民营经济发展不利。第二，现实问题很突出，政府收入要有适当的限制，因为政府的收入在提高，企业收入在提高，劳动报酬在降低，这个问题也很清楚，总体劳动报酬的增长是比较慢的。

在今年两会临近结束时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，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，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。垄断行业改革以后会改变收入分配的大结构。迟福林：第一，推动者的角色，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，是没办法推动的。但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，正在逐步蚕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。

石油、电力、烟草，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8%左右，工资福利分配占全部职工的50%以上，这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。增加中等收入者比例记者：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，最容易的切入点在哪里？迟福林：第一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。怎么才能做？一是靠政策调整，现在出台的有些政策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，即便是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也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，这个牵动大局。来源: 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收入分配改革 。

比如前不久国务院提出政府财政收入全部公开，温总理发表文章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》，这些东西只能往前走。记者：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，但是被退回修改，今年在压力之下出台的方案，会不会是各方部委在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产物？迟福林：这个担心不必要，有几件事大家现在看来很明确。

第二，政策性调整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。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，如何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，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要拉动消费。

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农民工就业，自主创业企业主也能成为中等群体重要来源。第二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，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，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。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0%，中国处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中，社会处在一个转型中，20%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这一转型不符合，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时候。对改革方案，开始的时候期望值可能不要太高，但是总的趋势是往前推的。2.在收入水平低这一块，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间数，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，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。三是加大公共投入，医疗、教育（包括职业教育，高等教育）、文化等的投入，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基础

要靠鼓励创业，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靠大企业，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。我的想法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，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至少不能低于40%，那就是说现在每年至少需要有2个百分点要提高。

3.大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看得很清楚，但现在公开透明度不够，很多腐败问题掩藏其中。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0%，中国处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中，社会处在一个转型中，20%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这一转型不符合，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时候。

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记者：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，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，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？迟福林：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，在竞争性环节放开，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，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。第二，政策性调整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。

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农民工就业，自主创业企业主也能成为中等群体重要来源。那么，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？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，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？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。第一，是把两个同步（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、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）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总目标，这个思路已经很明确了，而且同步不是虚的，应该是实际的，这一块已经列入国家规划，可能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，但是目标已经形成。迟福林：第一，推动者的角色，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，是没办法推动的。

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，如何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，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要拉动消费。第二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，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，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。

第三，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改革，还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如果10年达不到40%以上的比例，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。

来源: 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收入分配改革 。比如前不久国务院提出政府财政收入全部公开，温总理发表文章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》，这些东西只能往前走。

三是加大公共投入，医疗、教育（包括职业教育，高等教育）、文化等的投入，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基础。而拉动消费，就需以改变收入分配体制为入口，破除收入分配不公、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率下降等问题，构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。2.在收入水平低这一块，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间数，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，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。第二，现实问题很突出，政府收入要有适当的限制，因为政府的收入在提高，企业收入在提高，劳动报酬在降低，这个问题也很清楚，总体劳动报酬的增长是比较慢的。

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，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，为什么变不了？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，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，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。这个判断到位，决心和魄力才能不是一句空话、一句口号。

记者：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，但是被退回修改，今年在压力之下出台的方案，会不会是各方部委在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产物？迟福林：这个担心不必要，有几件事大家现在看来很明确。第二，对中小企业减税。

记者：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？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。中国已经超越日本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